2026年9月12日至13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议发表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在关于标准化合作的第118段中，专门提到金砖国家经贸活动论坛。
宣言首先肯定金砖国家标准机构之间的合作，欢迎推动签署金砖国家标准化合作谅解备忘录，认为这是加强协作、促进信息交换、建立定期对话与联合行动机制、协调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重要里程碑。在此基础上，宣言进一步欢迎金砖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新趋势技术交流、标准化能力建设知识分享，以及以贸易发展与标准合作为主题的金砖国家经贸活动论坛，并鼓励各国交流标准制定、采用和实施的经验，分享技术资源，提升金砖国家的标准化能力。
这段文字看似专业，实际意义远超标准化领域。
在内容高度凝练的领导人宣言中，一项由中国工商界倡议、自2024年以来连续举办三届的专业论坛获得明确肯定，意味着“贸易发展与标准合作”已经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议程跃升：从工商界提出的合作倡议，进入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年度报告；从年度报告转化为行动计划和企业服务工具；再由专业论坛进入金砖国家最高层级政治文件。
如果说，2024年首届论坛回答的是“为什么标准合作应成为金砖经贸议题”，2025年第二届论坛回答的是“如何把倡议转化为共同行动”，那么2026年第三届论坛则进一步回答了“如何让标准合作真正服务企业、促进贸易并共享发展”。
三年时间，一场论坛走出了一条从理念到行动、从活动到机制、从工商界倡议到领导人共识的进阶之路。
一、金砖国家贸易快速增长，为何仍然需要“软联通”？
“大金砖合作”首先带来的是规模变化。
2024年金砖国家完成历史性扩员。扩员后的10个成员国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7%、全球货物出口的24%。2024年，金砖国家整体经济增速达到4%，高于同期3.3%的全球平均增速。联合国贸发会议有关研究显示，金砖国家内部贸易额由2003年的842亿美元增长至2024年的1.17万亿美元，累计增长超过13倍。
然而，经济体量扩大并不意味着市场已经充分融合，贸易增长也不等于制度成本同步下降。
金砖成员横跨亚洲、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监管体系差异较大。成员国之间不仅存在语言、法律和商业环境差异，也存在技术法规、产品标准、检测方法、认证程序、标签要求、数据规则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差异。
一件产品进入另一个金砖国家市场，企业面对的往往不只是关税。即使关税降为零，如果产品需要按照不同技术要求重新设计、重复检测和多次认证，市场准入成本依然可能很高。
这种成本对中小微企业尤其突出。大型企业可以建立跨国合规团队，也可以承担多轮检测认证费用；中小微企业却可能因为看不懂一项技术法规、找不到一份标准文本，或者无法判断某张证书能否获得目标市场认可，而不得不放弃出口机会。
这正是国际贸易中常说的“边境后措施”。传统贸易便利化更多解决货物如何通关，标准合作则进一步解决产品进入市场后能否被接受。前者属于物流和程序层面的“硬联通”，后者则是规则、标准、认证和信任层面的“软联通”。
因此，金砖国家经贸合作要从规模扩张迈向质量提升，不能只关注贸易额、投资额和项目数量，还要关注不同市场规则之间能否衔接、产品检测结果能否获得认可、企业合规信息能否便利获取，以及发展中国家能否公平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金砖国家经贸活动论坛的价值，恰恰在于找到了这样一个“小切口”：把长期被视为技术后台问题的标准化，推向经贸合作的前台。
二、2024年：把标准机构与工商界请到同一张桌子上
2024年10月28日，首届金砖国家经贸活动论坛在北京举行。
论坛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办，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中方理事会贸易与投资工作组承办，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和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中方理事会支持。
这是“大金砖合作”的开局之年。此前，《贸易发展与标准合作倡议》已经发布，并被纳入2024年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年度报告。首届论坛是该倡议进入年度报告后，首次由工商界推动举办的国际性专题活动。
这届论坛最重要的成果，不是一份文件，而是完成了议程设置。
过去，贸易促进机构更多关注市场开拓、商事法律、展览会议和投资对接，标准机构则主要参与技术标准制定。两套体系虽然都服务贸易，却缺少常态化协同。一边掌握企业的市场痛点，却不一定参与标准制定；另一边拥有专业技术能力，却未必能够及时了解企业在跨境贸易中的真实需求。
首届论坛第一次较为集中地把贸易促进机构、商协会、企业、国家标准机构、国际标准组织、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请到同一张桌子上。
国际标准化组织候任主席、埃及国家标准机构首席执行官Khaled Soufi，ISO发展中国家事务委员会主席Julia Bonner Douett，以及南非驻华使馆、俄罗斯联邦工商会等代表参与论坛。与会者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标准合作对提升产品质量、安全性和互操作性，以及促进企业和消费者信任的作用。
首届论坛由此形成三个基础性认识。
第一，标准不仅是生产管理工具，也是贸易促进工具。标准能够将市场要求转化为企业可以理解和执行的技术语言。
第二，标准合作不仅是标准机构之间的事情。企业、商协会和贸易促进机构应当参与标准需求识别、标准制定、应用推广和实施反馈。
第三，金砖国家标准合作不能只关注标准文本，还要关注检测认证、技术培训、信息服务和国际标准化参与能力。
首届论坛实现了从“倡议”到“对话”的跨越，但此时的合作仍以理念传播和问题识别为主。下一步必须回答：哪些主体参与、围绕哪些领域合作，又如何把共识转化为持续行动？
三、2025年：从理念倡议走向行动计划
2025年4月18日，第二届金砖国家经贸活动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标准合作促进贸易发展，金砖合作赋能全球南方”。
论坛延续中国贸促会主办、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和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中方理事会贸易与投资工作组承办的组织架构，吸引有关国际组织、驻华使节、商协会、研究机构和企业负责人等200余人现场参加。
与首届论坛相比，第二届论坛的议题更加具体。
与会代表不仅讨论金砖国家经贸往来和标准合作的总体方向，还围绕医疗健康国际合作与贸易标准创新、标准化赋能可持续与包容性贸易等专题展开交流，探讨如何利用标准促进可持续产品与技术流通、提升供应链透明度，以及改善发展中市场的竞争力。
本届论坛最具标志性的成果，是发布《贸易发展与标准合作倡议金砖行动计划（2025—2026）》。
如果说倡议回答的是“我们主张什么”，行动计划回答的则是“我们准备做什么”。
行动计划提出推动全领域贸易标准化、强化多层次标准技术供给，促进贸易促进机构、企业支持机构和标准机构开展合作，通过信息共享、国际标准共同研制、能力建设和最佳实践交流，为金砖国家贸易发展提供更加系统的标准支撑。
从国际合作的规律看，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国际社会从来不缺宣言和倡议，真正稀缺的是能够把原则转化为项目、把共识转化为分工、把一次性活动转化为持续行动的执行机制。
2025年论坛举行时，全球经贸环境正面临关税上升、单边措施增多、供应链风险加剧等挑战。复旦大学有关研究注意到，论坛不仅表达了反对贸易壁垒和单边主义的共同立场，还通过行动计划探索以标准对接与互认提升货物、服务、文化和数字贸易便利化水平。研究特别指出，论坛汇集了政府部门、驻华使节、商协会、企业、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等多元主体。
“赋能全球南方”也成为本届论坛的重要关键词。
长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是国际标准的使用者，却较少成为国际标准的提案者和起草者。有些国家甚至由于缺少专家、经费和信息渠道，难以持续参加国际标准化会议。
因此，金砖国家开展标准合作，不能只统计采用了多少项国际标准，也不能简单追求标准文本的一致。更加重要的是，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培养专家、参与提案、分享实践、建立机构能力，推动其从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向共同制定者。
标准合作的深层意义，不只是让各国“使用同一种标准”，而是让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需求都能进入标准形成过程。
四、2026年：从行动计划走向企业服务
2026年4月24日，第三届金砖国家经贸活动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进一步升级为“金砖合作赋能全球南方发展：标准共建、贸易共融、发展共享”。
本届论坛规模扩大至约300人，继续围绕贸易发展与标准合作组织政产学研各界对话，交流观点、分享实践、建立伙伴关系。
主题中的三个关键词，构成了一条清晰的逻辑链：
“标准共建”，强调不同国家、不同机构和不同类型企业共同参与规则形成；
“贸易共融”，强调通过标准、认证和监管衔接降低市场分割与制度成本；
“发展共享”，强调标准和贸易合作最终应转化为企业成长、就业增加、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
本届论坛的重要成果，是发布《金砖国家贸易发展与标准合作服务手册》。
从“行动计划”到“服务手册”，意味着论坛成果开始由理念型公共产品向服务型公共产品转变。
对企业而言，宏观倡议固然重要，但现实问题往往非常具体：目标市场执行哪些技术法规？产品应当符合什么标准？需要完成哪些检测和认证？某项证书能否被进口国接受？遇到技术性贸易措施时可以向谁咨询？企业又如何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服务手册试图降低企业获取这些信息的成本，帮助企业识别合规要求、规避市场风险、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并提高参与国际标准合作的能力。媒体因此将其概括为服务金砖国家“软联通”的务实工具。
这一变化说明，论坛开始从讨论“标准合作有什么意义”，转向解决“标准合作如何被企业使用”的问题。
衡量标准合作是否有效，不能只看举办了多少次会议、发布了多少份文件，更要看是否减少了重复检测，是否降低了认证成本，是否帮助企业进入了新市场，是否让中小微企业更容易理解和遵守国际规则。
只有当标准从会议文件进入产品设计、生产管理、供应链治理和市场准入过程，标准合作才会真正转化为贸易增量。
五、写入《新德里宣言》，意味着什么？
《新德里宣言》第118段对金砖国家经贸活动论坛的肯定，不能孤立理解。
在同一段中，宣言同时谈到四个层次的标准化合作：
一是推动签署金砖国家标准化合作谅解备忘录；
二是建立信息交换、定期对话和联合行动机制；
三是围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开展技术交流和能力建设；
四是举办以贸易发展与标准合作为主题的金砖国家经贸活动论坛。
这表明，论坛已经被纳入金砖合作的整体框架，其功能不仅是会议交流，更是连接标准机构合作、工商界需求、能力建设和国际标准化参与的重要平台。
更值得关注的是，宣言第118段并没有把标准化理解为简单的文本统一，而是同时强调标准的制定、采用和实施，强调分享技术专长与资源，提升金砖国家的机构能力。
这说明金砖标准合作正在形成三个转向。
第一，从单纯重视“标准制定”转向重视标准全生命周期。标准写出来只是第一步，能否被企业采用、被市场实施并产生实际效益同样重要。
第二，从标准机构单线合作转向多利益相关方协同。国家标准机构负责技术协调，工商界提出市场需求，贸易促进机构提供企业服务，研究机构开展政策评估，各类主体缺一不可。
第三，从一般性合作转向标准、贸易和发展相互促进。标准合作的目标不是为了标准而标准，而是要降低贸易成本、提高产业能力，并服务全球南方的发展诉求。
从政策演进看，三届论坛形成了一条值得研究的路径：
2024年，《贸易发展与标准合作倡议》纳入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年度报告，首届论坛完成议题倡导；
2025年，第二届论坛发布《贸易发展与标准合作倡议金砖行动计划（2025—2026）》，推动倡议项目化；
2026年，第三届论坛发布服务手册，推动成果工具化；
随后，《新德里宣言》对论坛及相关标准化合作予以肯定，实现从工商界议题到领导人共识的提升。
这是一项由工商界发起的专业倡议，通过连续行动进入国际多边议程的生动案例。
六、国内外影响：论坛不只增加了一个会议品牌
从国内看，论坛推动了贸促工作与标准化工作的深度融合。
传统上，贸促机构的优势在于联系企业、了解市场、促进交易；标准机构的优势在于技术规则、标准制定和合格评定。二者协同，可以形成从企业需求识别、标准研制到贸易应用和实施反馈的完整链条。
这也促使企业改变对标准的认识。过去，一些企业把标准认证视为产品出口前的“补手续”；实际上，标准应当在产品研发、服务设计、采购管理和市场布局阶段提前介入。谁更早理解规则、参与标准，谁就更有可能获得市场主动权。
从国际看，论坛为全球南方参与标准治理提供了新的发声渠道。
传统国际标准合作以国家标准机构和技术专家为主要参与者。论坛则引入贸易促进机构、商协会和企业，使标准供给能够更好回应实际贸易需求，也让技术专家看到标准差异给企业带来的真实成本。
论坛还推动金砖合作从“硬联通”走向“软联通”。港口、铁路、物流和产业项目解决的是“能不能连接”，标准、认证、数据和规则解决的则是“连接后能不能顺畅运行”。没有软联通，基础设施连接可能难以充分转化为贸易便利化。
当然，也需要保持客观判断。目前，论坛的国际传播仍主要集中于中国媒体、驻华机构和参与组织网络。它已经具有国际参与和国际议题属性，但要发展成为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制性品牌，还需要提高其他金砖成员和伙伴国的本地参与度，形成更多多国共同提出、共同实施和共同评价的成果。
七、未来展望：从“中国举办”迈向“金砖共建”
《新德里宣言》的认可既是里程碑，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一，推动论坛形成常态化国际合作网络。
可邀请金砖国家贸易促进机构、国家标准机构、商协会、商业支持机构和研究机构建立稳定伙伴关系。论坛议题由成员共同征集，研究成果由多国专家共同完成，使其从“中国举办、国际参与”进一步走向“金砖共同建设”。
第二，围绕重点行业开展“小而实”的合作。
标准体系复杂，不可能一次性解决所有差异。可以优先选择数字贸易、绿色低碳、医疗健康、智能制造、跨境电商、供应链、商务活动和专业服务等贸易潜力大、企业痛点突出的领域，开展标准比对、共同研制、检测认证合作和示范应用。
第三，将服务手册升级为动态服务平台。
技术法规和市场要求不断变化，静态手册需要与动态数据库相结合。未来可以提供国别标准检索、技术法规预警、认证路径指引、典型案例和专家咨询，尤其应为中小微企业设计低成本、易操作的服务模块。
第四，推动金砖成果进入国际标准体系。
金砖标准合作不应建立封闭的区域性规则体系。具有全球适用价值的实践成果，应积极通过ISO、IEC、ITU等国际标准组织以及WTO相关机制转化传播，使金砖实践成为面向全球的国际公共产品。
第五，建立可衡量的成果评价机制。
今后可以重点评估：完成了多少项标准比对，推动了多少项国际标准提案，帮助多少家企业降低了检测认证成本，培训了多少发展中国家专家，解决了多少具体技术性贸易问题。
论坛只有从统计“举办了多少活动”转向评估“解决了多少问题”，才能形成真正持久的公信力。
八、观察与思考：标准共建的终点不是标准，而是发展
回顾2024年至2026年三届论坛，可以得到五点启示。
第一，标准已经成为国际经贸合作的基础设施。过去，人们更多关注关税和运输成本；今天，技术法规、认证程序、数据规则和可持续要求越来越决定企业能否进入市场。标准合作不是经贸合作的附属议题，而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内容。
第二，全球南方需要从规则接受者转向规则共同创造者。金砖国家不能只满足于贸易规模增长，还要提升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的能力，把各国丰富的发展实践转化为国际方案。
第三，“标准共建”比“标准统一”更加重要。金砖国家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强求所有标准完全一致既不现实，也未必必要。更加可行的路径是加强标准协调、推动结果互认、扩大共同参与，并在国际标准基础上减少不必要的差异。
第四，中小微企业应成为检验合作成效的重要尺度。如果一项合作成果只有大型企业能够理解和使用，那么贸易便利化仍然是不充分的。信息服务、培训、检测认证支持和可持续转型工具，都应更多面向中小微企业。
第五，专业“小切口”也能够进入国际合作大议程。从工商界倡议到行动计划，从服务手册到领导人宣言，三年探索说明，只要一项倡议能够回应真实需求、凝聚多方参与并形成持续行动，就有可能逐步上升为国际共识。
2027年，中国将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并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新德里宣言》已经对此表示全力支持。
这为金砖国家经贸活动论坛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论坛应从年度国际活动进一步成长为贯穿全年的行动平台，从理念传播转向企业服务和项目实施，从中国发起走向金砖共建。
标准的本质是建立共同语言，贸易的本质是实现价值交换，发展的本质则是让更多国家、企业和人民分享合作成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德里宣言》对论坛的肯定不是三年探索的终点，而是“标准共建、贸易共融、发展共享”进入新阶段的起点。
【作者简介】姚歆，高级工程师、国际注册管理咨询师，法国巴黎第一大学企业管理硕士。现任国际标准化组织管理咨询技术委员会（ISO/TC 342）主席、国际标准化组织数字营销技术委员会（ISO/TC 352）主席、亚洲营销联盟（AMF）主席（2024-2026）、RCEP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委员会服务贸易行业联络办公室主任、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CABC）服务贸易委员会主席、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产品流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H/TC3）副主任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服务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MIIT/TC6）委员、商务领域管理咨询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W/TC1）主任委员、瑞士国家标准机构（SNV）质量管理与质量保证全国委员会（INB/NK 140）委员、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全国委员会（INB/NK 174）委员。
曾四次获得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卓越奖（2023年1次、2024年1次、2026年2次），五次获评《中国标准化》杂志标准化新闻人物（2019年、2021年、2022年、2023年、2024年）。曾荣获第九届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管理科学奖（个人奖）、中国标准化协会2019年标准化助力奖（个人奖）、全国服务业科技创新人物（2025年）。
曾任亚洲中小企业理事会（ACSB）主席（2020-2023）和国际标准化组织联络中心技术委员会（ISO/TC 351）秘书（2025-2026）。在电子商务、数字贸易、人力资源管理、校企合作、直播营销、共享经济、在线旅游、商务旅游、商务活动等领域牵头制定ISO国际标准20余项。从2023年至2025年，牵头成功推动ISO/TC 342（管理咨询）、ISO/TC 351（联络中心）、ISO/TC 352（数字营销）等3个国际标准化技术机构成立。长期致力于推动“贸易发展与标准合作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