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强,服务贸易才有底气:中国服务如何走向全球价值链高端?

来源:国际歆观察      更新时间:2026/4/28      浏览:

近年来,“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政策文件、产业报告和企业战略中。

一方面,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另一方面,服务贸易正在成为全球贸易增长最快、最具潜力的领域之一。过去我们谈外贸,更多想到的是货物贸易,是商品出口、工厂产能、集装箱和港口吞吐量;今天,软件、设计、研发、检测、物流、金融、教育、文旅、医疗、数字内容、知识产权服务,正在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到底是什么关系?

一句话概括:服务业是服务贸易的产业基础,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形态。

没有高质量的服务业,就不可能有高水平的服务贸易;没有服务贸易的牵引,服务业也难以在全球市场中提升能级、塑造品牌、参与规则竞争。

一、服务业不是“配角”,而是现代经济的主引擎

长期以来,制造业被视为实体经济的核心,服务业则容易被理解为“辅助部门”或“消费部门”。但在现代产业体系中,这种认识已经明显滞后。

今天的服务业,早已不只是餐饮、住宿、零售、家政、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也包括研发设计、软件开发、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金融服务、商务咨询、知识产权、工业互联网、节能环保、人力资源等生产性服务。

这些服务,表面上不直接生产实物产品,却深度嵌入制造业、农业、科技创新和城市运行之中。一个高端制造企业能不能做出好产品,离不开研发设计;产品能不能进入国际市场,离不开检测认证;产业链能不能高效运转,离不开现代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企业能不能持续创新,离不开知识产权、金融和数据服务。

从这个意义上说,服务业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软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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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超过80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接近六成,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六成。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不能只看工厂产能和商品出口,也要看服务业的质量、效率、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并强调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这实际上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奠定了产业基础。

服务业越强,服务贸易才越有底气。

二、服务贸易不是简单“服务出口”,而是服务能力的全球配置

理解服务贸易,不能简单把它看成“把服务卖到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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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通行规则,服务贸易通常包括四种方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比如,一家中国软件公司在线为海外客户提供系统开发,是跨境交付;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就医、学习,是境外消费;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物流、金融、咨询或工程服务机构,是商业存在;专业人员跨境提供咨询、培训、安装和维护服务,则属于自然人移动。

这说明,服务贸易不是单一形态,而是服务能力、服务人员、服务品牌、服务数据、服务平台和服务规则在国际范围内的配置。

因此,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取决于一个国家服务业体系的综合实力。研发设计能力强,才可能形成高端工程咨询、工业设计和技术服务出口;现代物流体系强,才可能支撑跨境供应链服务;软件和信息服务能力强,才可能发展数字交付服务;教育、医疗、文旅等服务质量高,才可能吸引国际消费者。

反过来,服务贸易也会倒逼服务业升级。一旦服务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适应国际客户的质量要求、合规要求、数据安全要求、知识产权要求和服务标准要求。这会推动企业提升管理水平、创新能力和品牌意识。

所以,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不是“国内”和“国外”的简单分工,而是“能力建设”和“国际转化”的关系。

服务业解决的是“中国服务能不能做强”的问题;服务贸易解决的是“中国服务能不能走出去、被认可、被采购、被持续使用”的问题。

三、全球贸易正在从“货物驱动”转向“服务驱动”

从全球趋势看,服务贸易的重要性正在快速上升。

世界贸易组织数据显示,近年来全球服务贸易增速普遍快于货物贸易。2024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达到约8.69万亿美元,增速明显高于同期货物贸易。到2025年,全球服务贸易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服务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

这一变化背后有三重逻辑。

1. 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越来越高。今天出口一台高端设备,背后往往包含软件、安装、培训、维护、升级、远程监测、金融租赁和备件供应等一系列服务。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

2. 数字技术提高了服务的可贸易性。过去,很多服务必须面对面完成,很难跨境交易。现在,软件开发、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数字文娱、云服务、设计咨询、数据处理、人工智能服务,都可以通过网络跨境交付。数字化大大拓展了服务贸易空间。

3. 全球价值链竞争越来越依赖知识密集型服务。研发、设计、品牌、专利、金融、咨询、数据、标准和平台,正在成为价值链高端环节。谁掌握这些服务能力,谁就更容易获得高附加值。

印度信息技术服务业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印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强国,但凭借英语人才、软件工程能力、外包服务体系和国际客户网络,长期保持强大的信息技术服务出口能力。印度软件和IT服务出口规模已达到数千亿美元级别,成为国家外汇收入和就业的重要来源。

爱尔兰则是另一个案例。爱尔兰国土面积不大,但依托开放政策、人才体系、跨国公司集聚和数字服务能力,成为欧洲重要的计算机服务和数字服务出口中心。大量全球科技企业在爱尔兰设立欧洲业务中心,使其服务贸易顺差显著扩大。

新加坡也值得关注。新加坡没有庞大腹地和人口规模,却凭借港口、金融、航运、法律、仲裁、会展、数据和专业服务能力,成为全球重要服务贸易枢纽。它输出的不只是某一项服务,而是综合性的区域服务网络功能。

这些案例说明,服务贸易并不只属于大国,也不只依赖自然资源和制造规模。只要服务能力强、制度环境优、国际连接度高,一个经济体就可能在全球服务贸易中占据重要位置。

四、中国服务贸易正在从传统领域走向知识密集型领域

中国是货物贸易大国,也正在加快迈向服务贸易大国。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8万亿元,同比增长7%以上。其中,服务出口增长较快,服务贸易逆差明显收窄。更值得关注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保持较快增长。

这说明,中国服务贸易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过去,我国服务贸易中运输、旅行等传统服务占比较高。随着产业升级和数字经济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研发设计、专业咨询、数字内容、金融服务、检验检测等知识密集型服务正在成为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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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数字服务贸易,正在展现巨大潜力。

近年来,中国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短剧、动漫、影视内容、数字音乐、在线教育、跨境电商服务、云服务和平台服务加快出海。以游戏为例,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已达到较高规模,并保持增长。这不仅是文化产品出海,也是数字技术、内容创意、用户运营、支付结算和全球发行服务的综合出海。

杭州、上海、深圳、北京等城市,也在围绕数字贸易和服务贸易布局政策支持。比如,支持数字内容翻译制作、游戏海外发行测试、境外新媒体推广、跨境数据有序流动、数字服务企业做大做强等。这说明,地方发展服务贸易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外包和会展,而是向数字内容、数据服务、平台经济和新型专业服务延伸。

中国的优势在于,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丰富应用场景和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这些都为服务贸易提供了广阔基础。

但也要看到,服务贸易竞争不是简单拼规模。未来真正决定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是高端专业服务能力、国际标准对接能力、跨境合规能力、品牌塑造能力和全球客户服务能力。

五、数字化正在重塑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边界

数字化是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关系变化中最重要的变量之一。

过去,很多服务具有明显的本地性。医生看病、老师授课、设计师沟通、顾问咨询、工程师维护设备,往往需要面对面完成。现在,数字技术让这些服务具备了跨境交付的可能性。

远程医疗可以让专家跨地区会诊;在线教育可以让课程面向全球用户;工业互联网可以让设备制造商远程监测海外设备运行状态;云服务可以为不同国家企业提供计算能力;人工智能工具可以辅助翻译、设计、客服、内容生成和数据分析。

这意味着,服务业的市场边界被大幅拓宽。

一家原本只服务本地客户的企业,只要具备数字交付能力,就有可能成为全球服务提供者。一个地方特色文化产品,只要通过数字内容、跨境平台和多语言运营,就有可能进入国际市场。一个制造企业,只要建立设备联网、远程运维和数据服务能力,就可以从卖产品转向卖服务。

数字化还使服务贸易更加平台化。平台连接供给方、需求方、支付系统、物流体系、评价体系和数据系统,降低了跨境服务交易成本。但平台化也带来新的治理问题,包括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算法透明、知识产权保护、平台责任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

因此,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既需要企业创新,也需要制度创新和标准支撑。

谁能在数字服务质量、数据合规、平台治理和跨境信任机制方面形成成熟规则,谁就更可能在未来服务贸易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六、标准化是“中国服务”走向世界的关键桥梁

服务和货物有一个重要区别:货物看得见、摸得着,服务往往是无形的、过程性的、体验性的。

一件商品的质量,可以通过规格、材料、性能、检测报告来证明;一项服务的质量,则涉及流程、人员能力、响应速度、数据安全、客户体验、售后保障、投诉处理和结果评价等多个维度。服务一旦跨境,还会受到语言、文化、法律、监管和消费习惯差异影响。

这就决定了,服务贸易要发展,必须依靠标准化来建立信任。

标准可以回答几个关键问题:这项服务是什么?服务流程是什么?服务质量如何评价?服务人员需要什么能力?数据如何保护?风险如何控制?出现纠纷如何处理?服务结果如何证明?

没有标准,服务很难被跨境客户理解和信任;有了标准,服务才可能被复制、被评价、被认证、被采购。

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的《服务贸易标准化工作行动计划(2026—2030年)》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立覆盖服务贸易多领域、全链条并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标准体系,推动服务贸易领域标准与国际标准规则相通相容。

这一部署非常关键。它意味着服务贸易标准化将不再只是某个行业的技术工作,而是培育“中国服务”品牌、推动制度型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工程。

例如,中医药服务、中餐服务、中文教育、武术、文化服务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但要走向国际市场,不能只靠文化吸引力,还需要术语、流程、人员能力、质量安全和品牌管理标准。

再如数字服务贸易,如果缺乏数据安全、隐私保护、跨境数据流动、平台责任和算法治理标准,即使企业有技术能力,也可能面临合规障碍。

标准化的价值,就在于把“无形服务”转化为“有形信任”。

七、制造业升级也离不开服务贸易

讨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不能把制造业排除在外。

事实上,现代制造业越来越服务化。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通信设备、工程机械、轨道交通、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领域,产品出口只是第一步,后续还有软件升级、设备维护、远程诊断、备件供应、人员培训、金融租赁、数据分析和全生命周期管理。

这些服务如果能够单独计价、持续交付、跨境结算,就会形成服务贸易收入。

比如,一家工程机械企业把设备卖到海外,并不意味着交易结束。设备如何维护,备件如何供应,施工效率如何提高,设备运行数据如何分析,二手机如何交易,客户融资如何安排,都会产生服务需求。谁能提供完整解决方案,谁就能获得更高客户黏性和更高附加值。

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制造企业从“卖产品”转向“卖方案”“卖服务”“卖结果”。

对中国制造来说,未来出海不能只靠价格和产能优势,还要靠服务能力。产品出海之后,如果服务跟不上,品牌就难以长期立足;如果服务体系成熟,就可以形成持续收入和国际信任。

因此,服务贸易不仅属于软件公司、咨询公司、文旅企业,也属于制造企业。制造业服务化,将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来源。

八、未来竞争:从市场份额走向规则话语权

展望未来,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关系会更加紧密。

1. 服务业规模扩大将为服务贸易提供更大供给基础。我国服务业正向100万亿元规模迈进,这意味着未来会涌现更多可贸易、可数字化、可品牌化、可国际化的服务能力。

2.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将成为结构升级主线。软件、信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咨询、检测认证、金融服务等领域,将成为服务贸易竞争的重点。

3. 数字服务将成为主战场。人工智能、大模型、云计算、数字内容、跨境电商服务、数据服务和平台经济,将继续扩大服务贸易边界。

4. 绿色服务贸易将成为新空间。碳核算、绿色供应链、节能诊断、绿色金融、可持续认证和环境咨询,将随着全球低碳转型而快速发展。

5. 服务贸易竞争将越来越体现为规则竞争。未来中国服务要走出去,不仅要有企业、有产品、有客户,还要有标准、有认证、有品牌、有国际规则参与能力。

这对政府、地方和企业都提出了新要求。

对政府而言,要完善服务贸易政策体系,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对地方而言,要依托自身产业优势,打造数字贸易、专业服务、文旅消费、医疗健康、航运金融等特色服务贸易高地。对企业而言,要把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和国际合规能力作为核心竞争力,而不是简单把服务贸易理解为“接海外订单”。

九、观察与思考: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关键在于体系能力

服务业是“根”,服务贸易是“枝叶”和“果实”。

服务业强,服务贸易才有源头活水;服务贸易强,服务业才能获得更大市场、更高标准和更强国际影响力。

中国拥有发展服务贸易的独特优势:超大规模市场、完整制造体系、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丰富的应用场景、不断壮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这些优势如果能够与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国际化结合起来,就有可能推动“中国服务”在全球市场形成新的竞争力。

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能只看“中国制造”有多强,也要看“中国服务”能走多远。

从产业基础到全球竞争力,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之间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循环:服务业提升供给能力,服务贸易拓展国际空间,国际市场倒逼服务升级,标准规则塑造全球信任。

这个循环一旦形成,中国服务就不仅能够“走出去”,更能够“站得住、叫得响、走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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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姚歆,高级工程师、国际注册管理咨询师,法国巴黎第一大学企业管理硕士。现任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秘书长、国际标准化组织管理咨询技术委员会(ISO/TC 342)主席、国际标准化组织联络中心技术委员会(ISO/TC 351)秘书、亚洲营销联盟(AMF)主席(2024-2026)、RCEP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委员会服务贸易行业联络办公室主任、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CABC)服务贸易委员会主席、商务部管理咨询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W/TC 1)主任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服务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MIIT/TC6)委员、瑞士国家标准机构(SNV)质量管理与质量保证全国委员会(INB/NK 140)委员、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全国委员会(INB/NK 174)委员。

两次获得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卓越奖(2023年、2024年),五次获评《中国标准化》杂志标准化新闻人物(2019年、2021年、2022年、2023年、2024年)。曾荣获第九届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管理科学奖(个人奖)、中国标准化协会2019年标准化助力奖(个人奖)、全国服务业科技创新人物(2025年)。曾任亚洲中小企业理事会(ACSB)主席(2020-2023)。

在电子商务、数字贸易、人力资源管理、校企合作、直播营销、共享经济、在线旅游、商务会展等领域牵头制定ISO国际标准20余项。从2023年至2025年,牵头推动中国成功申请ISO/TC 342(管理咨询)、ISO/TC 351(联络中心)、ISO/TC 352(数字营销)等3个国际标准化技术机构秘书处落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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